“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平时在家歇个双休日都憋得心里难受。两个月的暑假，可把我闲坏了，学生是我生命的根，我已经没法离开这些孩子了。”韩培兰说，真不敢想，如果将来不给孩子们上课了，那日子可咋过？这，就是全国优秀教师韩培兰，一个在三尺讲台上耕耘了30多年的普通小学教师。
教孩子首先要爱孩子。两年前，韩培兰的班里来了一个患脑瘫的孩子，智力低下，右半身瘫痪。当时，孩子的妈妈眼含着泪花对韩培兰说：“医生说，这个孩子的生命随时可能终止。我把孩子托付给您，不期望她能学到多少东西，只是想让她和别的孩子一样过过校园生活。”孩子父母的要求不高，但韩培兰感到的却是沉甸甸的压力。“孩子只要在自己这里一天，就要为她负责一天啊。”从此，在本已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韩培兰又添了份额外的工作：每当课间铃一响，她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教室里，帮孩子削铅笔、整理书包、拧水杯盖，扶着孩子上厕所……音乐课在五楼，每次都是韩培兰把40多公斤重的孩子背上扶下。刚开始，见到班里来了一个连路都走不稳，说起话来傻乎乎的同学，许多孩子偷偷地笑，有的还叫她“傻瓜”。这些，都逃不过韩培兰的眼睛。趁这个孩子不在时，她对学生们说：“她本来应该和你们一样可爱，可因为生病变成了这样。如果换了你，受到同学的讥笑，难受不难受？让我们一起来帮助她吧！一番话，说得大家低下了头。从此，学生们一下课都争着同这个孩子说话、做游戏，帮着干这干那。由于智力低，对这个孩子教育起来非常困难。孩子胆小，跟她说话声音一大就吓着了她，韩培兰每次和她说话都要细声细语慢慢地说。同样的知识，别的孩子教几遍可能就记住了，可对这个孩子，韩培兰却需反复教十几次。当孩子终于会用稚嫩的童音朗读课文时，孩子的妈妈激动得泪都流了下来：大姐，您让我改变了对孩子的看法，更让我学会了如何做母亲！
30多年的教师生涯，让韩培兰悟出了许多道理，也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在韩培兰的办公桌抽屉里，我们看到这样一沓小纸片：明天给小涛调换一下座位，放学后到大杭家里家访，林浩进步了，要加一朵小红花……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点滴小事，润泽了无数孩子的心田，让他们涉世之初就感受到了人间的温馨与真情。班里有一位学生，受父母离异影响，染上了说脏话、爱打架的坏习气。一开始，韩培兰找这个孩子谈心，孩子总是脑袋一拧，一副不服管的样子。她知道孩子缺少亲情，在跟他谈话时，就有意识地抚摸一下他的头，拉拉他的手，有时还给他从家里带来点好吃的。孩子衣服上的扣子掉了，细心的她就给缝一缝；衣服脏了，就给洗一洗……慢慢地，孩子开始亲近她了，有什么话都主动跟她说，坏毛病也改掉了。与孩子们相处久了，一放了学，韩培兰的心里就空落落的，于是家里的电话就成了她和孩子们沟通的热线，每个月下来，都花掉上百元的话费。一位家长告诉我，她曾经问孩子最喜欢和谁在一起，孩子张口就说第一是韩老师，第二是妈妈。
学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是韩培兰常挂在嘴边的话，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背后有多少令人感动的故事。2001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韩培兰心情沉重地坐在一辆从阜城乡村开往衡水市区的长途汽车。一路上，她红着双眼，止不住的泪水模糊了视线。自从去年10月母亲卧病在床后，作为老人最疼爱的女儿，她本应该时时陪在身边尽孝心，可是她不能耽误孩子们的课啊，于是就把照顾老人的重担托付给了兄嫂。每个星期六的早晨，她都会带上母亲最爱吃的食品，搭乘长途汽车赶90多公里的路回去探望。但是，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每次，喂老人吃口饭、给老人擦把脸、剪一剪指甲、翻一翻身子，她就得往回赶了。这一天，她将要离开时，母亲突然拉住她的手不放，嘴唇微微抖动了几下，眼神中充满了留恋。她感到不安，真想留下来多陪老人一会儿，可惟一一趟返城的汽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她只好含着泪对母亲说：下个星期我再来看您，您可要等着我啊！可就在那天晚上，慈爱的老母亲永远闭上了双眼，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还是这一年，她的丈夫被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在医生建议下，她准备陪丈夫到北京治疗，可没等她张口，学校临时安排她为送课下乡准备一节公开课。她明白这节课的重要性，便回家和丈夫商量，把去北京的时间推迟了一个星期。每当看到丈夫疼痛时脑门上渗出的一滴滴汗珠，她的心就针扎般地难受。后来，在北京，丈夫被诊断为骨癌晚期，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向坚强的她哭了整整一夜……
是什么支撑着韩培兰？在她的工作日志中，有这样一句话：童年的情形就是将来的命运。我要对每一名孩子的未来负责，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育他们健康成长。
比杜牧的“白云深处有人家”更多出一番意境：坐落在太行深处的林州市横水镇卸甲平村小学，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位老师在晨曦中把校门打开，她站在山顶上，迎接着被朝阳放大了的孩子们的身影。然后，便是朗朗的书声从白云深处飞出。这位女教师，叫王生英。
王生英小时候看到的山里孩子是一种怎样的童年呢？放羊，砍柴，嬉戏打闹，有几个能上得起学哟！倔强的她不安于这种苦难的童话，硬是拖着一条小儿麻痹的腿，读完了在山里被称为“秀才”的高中。这是1974年。那年她这个17岁的“秀才”，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民办教师，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从此，她在家乡执起了教鞭。从王生英家到学校，中间隔着一条大河，两公里路，需要走半个小时。每到雨季，山陡路滑，河水暴涨，架在河上的木桥常常被洪水淹没、冲断，往返学校只能从河坝上趟着没膝深的洪水过河。王老师腿脚不便，如此跋涉，自然是步履维艰，她摔过跤，也被洪水冲走过。学生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她满身泥泞赶到学校，站在讲台上，头发上的水滴答滴答往下滴，而她的课却依然讲得栩栩如生。有一年6月，风不停，雨不住。破旧的校舍已经不能遮风挡雨，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王老师只好让他们回家，她自己拖着残疾的腿脚，冒着瓢泼大雨，踏着泥泞的山路，挨家挨户叩开每个学生的门扉，把“课”送到他们的灶火前或者饭桌上。一个12岁的学生看到老师这样艰难，哭着拉老师坐下：“王老师，你不要跑了，我去把同学们都叫到我家来！”太行山给王老师记着一笔账：30年间，她把文明的种子撒进了几百名山村孩子的心里，有7个学生考上了大学，还有几个当上了村里的干部，用他们学到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改变着太行的旧颜。学生们给王老师算了一笔账：她每天往返学校和接送学生，至少要走12公里的路程。12公里×300（每年上课的天数）×30（年）＝108000公里。这个数字，正好是绕地球两圈半的长度。有人说，她在进行教育的长征，也有人说，她是一位教书的愚公。此刻，王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着北京的故事。从卸甲平村到北京的路不远，不足700公里；从卸甲平村到北京的路很长，王老师整整走了30年……王老师在白云深处的讲台，先后经历了四次搬迁。她的第一个讲台，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个“流动讲台”，她在这里创造了“小灶教学法”。她说过，既然把课送到了一家一户，何不因人施教，针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谁缺什么，就给他补什么。她的第二个讲台，设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由于年久失修，墙壁多处脱落，地面坑坑洼洼，窗户没有玻璃，屋顶一些瓦片已经破碎。王老师没向村里提任何要求，只是埋着头，利用工作之余，和丈夫一起挖泥沙，泥墙壁，买玻璃，修门窗，并拿自家的瓦把屋顶的破瓦片换掉。孩子们在课余时间也跟着老师一起干，边干边听老师讲南泥湾的故事。她说这叫“实践教学法”。然而，这座风雨飘摇的“仓库教室”，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厄运，在1993年的一场罕见暴雨中坍塌。看着坍塌的校舍，搂着废墟边哭成一团的孩子们，一向教育孩子们“要坚强，不要哭”的王老师，终于忍不住泪水簌簌而流。这便逼出了她的第三个讲台——领着孩子们到野外上课。一块黑板，一群孩子，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的日子是满诗意的，但一遇风吹雨打，那“诗意”便荡然无存，或靠山崖，或钻山洞，她乐观地称之为“游击教学法”。一次，他们正在山上上课，骤然间狂风大作，雷鸣电闪，说时迟，那时快，还未来得及转移，黑板便被大风卷走，学生们的课本也被刮得七零八落。大雨倾盆而泻，洪水冲得山石叮当乱响，孩子们吓得乱成一团，终于，风雨把她赶上了第四个讲台。万般无奈，她和丈夫商量，决定把孩子们领到自己家里上课。从此，她家的里间、外间，还有门口台阶就成了三个班学生的教室。可是太拥挤了，时间长了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习。经过她和丈夫一个通宵的“二人全会”，决议产生了：盖房，把自家的房子加盖成二层小楼，让孩子们在自己的头顶上上课。第二天一早，丈夫便用三轮车把家里的大豆、玉米、谷子和小麦全部拉到集上卖了，晚上又东拼西凑向亲戚朋友们去借债。在建房的日子里，王老师和丈夫一起刨石子、挖大沙，搬砖，和泥，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一个曙光初照的清晨，太行深处劈里啪啦响起了一串喜乐，王老师家房顶上的五间新教室落成了。时值隆冬，新教室来不及安门，王老师就把自家床上的褥子拿来当了门帘。细心的丈夫还在楼梯上焊制了栏杆。这是一所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那段日子里，50名学生，三个年级，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五门课程，王老师就是在这里创造出“三级复式教学法”的。她还创造了一条成语。把褒扬中国教师传统美德的“以校为家”，发展为展示中国教师广阔襟怀的“以家为校”。王老师的办公室是一间标准的“陋室”。靠墙一张床，床上铺着主人的洁净；几张破旧的桌子上堆满了学生的作业本，像堆在主人肩膀上的小山；一个显得有些沧桑的煤炉，它不时跳起的火焰发表着主人的生气。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架手风琴了。王老师就靠这架手风琴给学生们上音乐课。一听到老师的琴声，学生们马上围在老师的身边，唱起老师教给他们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唱着，唱着，许多孩子竟然唱出了眼泪。能不唱出眼泪来吗？王冰冰哭了。她说：“王老师为了偿还盖教室欠下的外债，一家人整天拾柴火做饭，挖野菜充饥。可对我们，她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亲，谁的衣裳脏了，王老师给洗；谁的头发长了，王老师给剪。有一回我肚子饿了，只见王老师转身出去，一会儿就给我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能不唱出眼泪来吗？李增江哭了。这是一个下肢瘫痪、靠双拐行走、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王老师每天背他上楼、下楼、去厕所，帮他解腰带、系鞋带，这一背一帮就是两年。李增江长高了，王老师背不动了，她的丈夫又默默地接过了“背”和“帮”的任务，这一背一帮又是4年。为此，王老师在家里对丈夫提出了“表彰”，并“任命”他为学校的“后勤部长”。毕业的时候，李增江的父母双双给王老师夫妇跪下，王老师拉不起来，只听这对父母泣不成声地说：“我们该给您跪，是您让我们瘫痪的儿子，能像个人样站在这世界上……”
这就是王老师，一个胸怀博大的王老师。她对学生们的爱之至深、关之至切，远远胜过了对待自己的儿女。一个傍晚，王老师补课回来，路上重重摔了一跤，当她艰难地爬起来，强忍疼痛赶回家时，却看到了更令她心疼的一幕：五岁的小姐姐把两岁的小弟弟搂在怀里，倚着墙根睡着了。小弟弟满脸是血，小姐姐的脸上挂着泪珠。目睹此情此景，王老师的泪水夺眶而出，抱着两个孩子哭成一团。时隔多少年后，女儿上了大学，她终于理解了妈妈。她在给妈妈的信中说：“小时候，我们饿着肚子等你盼你，可你总是很晚才回来。说实话，我们都有点儿怨你了。现在我懂了，一个不热爱别人的人，怎么能爱自己的儿女呢？”这就是王老师，一个安贫乐道的王老师。她对事业的痴迷、对学生的厚望，远远超过了对待自己的“前途”。一个深山里的民办教师，工资少得可怜。王老师的工资，每月拿过5元、10元、30元、40元，后来涨到70元。1996年曾经有过机遇，镇里通知她到安阳参加一个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考试。她一划算，连来带去需要三天时间，学生没老师，就像孩子没娘，不行，不能让学生们“放羊”。于是，她毅然决定放弃。她说，什么“公办”不“公办”的，我在心中早就给自己转正了，我是公家的人，只要心里有“公”，心态也就平衡了。
婉转而又昂扬的手风琴声，稚嫩却又自豪的歌声唱道：“世上只有老师好，有老师的学生像块宝……”山风习习，歌声飞出白云深处……
1982年，25岁的他在孤岛上办流动学校；两年后，他在家中自办“全托”学校；5年后，他又从水中“捞”起一所新学校，让学生吃住在家中，自编乡土教材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就是这样一位农民教师在这片近乎真空或者禁区的土地上连续多年创造了“适龄儿童入学率”、“在校学生巩固率”、“小学毕业合格率”三个百分之百的奇迹；也正是这位农民教师，先后资助了37名孤儿上完小学、初中乃至高中。他就是在南部县被当地居民誉为“孤岛园丁”的王守奇老师，他的传奇办学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1982年，西南地区最大的蓄水工程——升钟水库建成后，南部县12个乡的部分良田沃土被淹没，广袤的水面将群山分割成了一个个遥遥相对的孤岛。王守奇所在的南部县双峰乡龙马镇村的四个山头以孤岛的形式“幸存”了下来。1983年，村小学原来的民办教师去世后，村上的适龄儿童能转学的都转到了附近的村小，不能转学的只好留守在家中望着宽广的水面不知所措。这时，在村里算得上“文化人”的25岁小伙子王守奇主动提出请求，要让失学儿童重新走进课堂。没有了老师，王守奇可以顶上来。但失去了学校，村里的孩子去哪里上课？王守奇想到了办法：租用村民的祠堂。由于思想原因，村民不愿长期出租，王守奇只得同时租用几户人家的祠堂，办起了被村民们称为“鸭棚子”的流动学校。王守奇根据地理环境，将村上的四个孤岛分成四个教学点，每天轮流送教上岛。为了授课方便，王守奇自己动手打造了一艘铁皮船。每天上课结束后，王守奇都要通知学生明天的上课地点。第二天一早，王守奇摇着自制的木船从自己家山头下的码头出发，绕岛一周载上在各个码头等待的学生，再一起划到当天上课的“鸭棚子”。晚上，王守奇又要往返于各个岛之间，把每一个学生安全地送回家。二十年里,王守奇划断了十多根船桨，划船走过的水路可以绕地球半圈。
1985年，王守奇带头捐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砖瓦，村民们也纷纷捐款捐物、投工投料。很快，一所新的120平方米的学校修起来了。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大风卷走新学校的房顶，土墙被吹倒，主体建筑也发生了严重倾斜……刚修好的学校成了危房，考虑再三，王守奇决定把学校搬进自己家中，为其他三个岛的学生提供食宿。10多个学生住进了王守奇家中，王守奇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他们，替他们浆洗、缝补衣服，为他们做营养、可口的饭菜，提醒他们锻炼身体……1989年，王守奇偶然在报纸上看见美籍华人陈金浩的“燃灯计划”，愿意资助中国贫困山区修校办学。王守奇马上给陈金浩写信反映双峰乡教育的实际困难，请求来人实地考察。1990年4月，陈金浩拿着王守奇写的信亲自来到了双峰乡龙马镇村。在了解了当地情况后，“燃灯计划”向村里拨款两万元。根据当时的情况，村里决定将钱分散在三个山头建三所学校，分到王守奇手里的只有8000元。钱根本不够用，王守奇想到了用石头建学校。他再次拿出家中妻子平时搞副业的积蓄和村支书一道到5公里外的剑阁县买了4000多块半米多长、30多厘米宽高的条石。搬运过程中，一艘装有300多块条石的铁皮船因吃水较深而沉入水底。为了加快建校进度，王守奇冒险跳入水中打捞条石。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感到不安和后怕：“300多块条石对别人来说或许根本算不上什么，但是对我而言，它们就显得太重要了，它们是新学校的基石啊。”两个月后，新学校在王守奇的翘首期盼中落成，带着学生走进教室那天，王守奇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摸摸课桌，擦擦铜钟，用粉笔在新的大黑板上写写画画……那一天，王守奇教会了学生两首歌，一首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一首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1995年，在他家寄宿的学生达到60个。这一年王守奇的大儿子王礼清初中毕业准备上高中考大学，却被王守奇制止了，非要让儿子报考中专。当年王礼清被父亲强行送进中专校后，他对父亲的行为十分不解，发誓不再理父亲。至今，儿子也没有原谅父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礼清显得很平淡：“他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小学老师，作为儿子我不希望他那样做，但作为学生，我却希望他那样。说实话，他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但他绝对是一名合格的老师！”
1995年7月13日，中国人民海军政治部主任黄从会听说王守奇教书育人的事迹后亲自从北京赶到他家中。第二年，王守奇被转为公办教师，当年9月10日他获得了全国优秀园丁奖，1997年9月10日他被授予“四川省师德标兵”称号，1999年10月，他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王守奇说：“我下辈子肯定还要当老师的，我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我还要回报这儿！”
“同学们，时间真的不多了”（符爱起倒在三尺讲台前的临终遗言）
2007年1月11日上午，天空阴霾，寒风刺骨，江西省乐安县城南门花园一侧，哀乐低沉，人群肃穆，二千余名各界群众还有二中数百师生自发前来为一位普通教师送行。起棺时，送葬队伍绵延一二公里，交通几近阻塞，县城交警也自发默默地帮助维持秩序。高三几个班的学生还每人从山上砍来一根小竹子，上边挂着挽联，胸前戴着白花，一路恸哭。更让人感动的是，10日晚上，二十几个从外地特意赶来的在读大学生集体为他们心爱的符爱起老师守灵。就在此前的9日下午，乐安二中高三（4）班班主任、物理老师符爱起面对曾经耳提面命近三年的学生说完最后一句话：“同学们，时间真的不多了！”，因突发心脏病，訇然倒在讲台上，手中还握着半截粉笔。烛光摇曳，泪花晶莹。同学们都知道，此刻他们和符老师虽然已阴阳相隔，但符老师传递的爱的力量却在他们心中疯狂地滋长着……
“我曾经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我要把更多的爱奉献给我的学生”
1962年7月，符爱起出生在乐安县金竹畲族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8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也很快改嫁外乡。此后，他和叔叔相依为命。12岁时，叔叔也去世了，孱弱的符爱起顿觉天塌地陷，孤立无援。就在此时，邻居、老师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邻居们看到他用盐水拌饭，总会热情地把菜大把大把地夹到他碗里。有一个叫盛耀庭的老师，不仅把自己的一间宿舍空出来让他住，还经常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关心他，不让他受冻挨饿。天资聪慧的符爱起非常爱看书，只要乡里供销社来了什么好书，他就盯着不放，利用休息天的时间上山砍柴，下河捡石，卖了的钱就去买书，有时钱不够，一位姓杨的售货员每每都会把书先赊给他。1979年符爱起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崇仁师范。1981年毕业后又兼读了两年电大。那年，一所大型中学想调他去任教，可他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回到生他养他的金竹中学任教。他说，我曾经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如今我要回报社会，把更多的爱奉献给我的学生，他们成才了，社会发展了，孩子们就不必像我小时候那样吃苦了。
符爱起说的绝不是一句空话。当一个人的血液里流淌着爱的因子时，这些因子必然会迸发出一股爱的动力。还在金竹中学教书时，他就把班上的学生们当着自己的孩子对待，有什么好吃的，总要让学生们一起来分享，有哪个学生一时做不出题目，他就是不吃饭也要教他弄个明白。妻子邓许金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结婚不久，儿子也还小，按说他该把心思放在我们身上，可我们家就像教室，教室也就是他的家。如今在乐安现代中学任教的杨律琴深情地回忆说，我们那地方太偏远了，师资也太薄弱了，如果没有像符爱起这样充满爱心的老师，也许我至今还在大山里砍柴、喂猪。
1997年，随着妻子调到县人大工作，符爱起也被选调到乐安二中任教。2001年起，他开始教三个高一班的物理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带领学生向高考冲刺。当时他班上有个叫郭荔枝的学生，家里非常贫穷，有时她打一份菜要连续吃三顿饭，有一次他在家里向妻子说起这事，想起小时候的自己，禁不住长吁短叹。妻子知道他的心思，就说，要不明天我们就请她到家里来吃顿饭，我好好弄几个菜，以后她生活上有困难，我们随时可以帮助她。符爱起舒了一口气说，还是你最了解我。此后，郭荔枝就被他们夫妻时常请到家里来吃。转眼到了2004年高考揭晓，符爱起的学生有二十几个考取了大学，郭荔枝也是其中之一，他考取了赣南师院，可当时郭荔枝的父母在广东租地种菜遭受了台风灾害，几乎倾家荡产，学费就更不说了，符爱起除了自己资助她一笔钱外，还同妻子一起动员其他人为他筹集学费，一直忙到送儿子去天津读大学的前一天晚上，才把这事办妥。
当年符爱起班上还有一个叫游丽玲的学生，是山砀镇人，高考前不久她的父亲去世，后来母亲不得不出去打工赚钱，她和弟弟还在念书。游丽玲当时不想参加高考，被符爱起左劝右劝才走进了考场，考完后游丽玲马上就到厦门打工，从此音讯全无。当得知游丽玲被东华理工学院录取后，符爱起经过多方打听，花了几十块钱电话费才知道游丽玲的下落，不料游丽玲并不领情，说家里实在太穷，这大学就不读了，符爱起急得像丢失了什么珍宝似的，一边叫游丽玲一定不要放弃，一边和妻子跑妇联、进民政，联系山砀籍在外工作的同志和曾经在山砀担任过领导的同志请他们帮游丽玲募集学费，自己又拿出准备给家里客厅铺地板的钱，终于把游丽玲送进了大学。
走进符爱起的家，才发现了一个教师的清贫，房屋虽然早就建起来了，可门窗还未上漆，地面也是粗糙的水泥疙瘩。门前的几棵枇杷树，见证了多年来符爱起闻号起身、午夜而息的忙碌身影，符爱起的家离县武装部不远，每天清晨，当嘹亮的军号声响起，符爱起总要准时起床，稍加洗漱，就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晚上总要一个人在书房里只忙到十一、二点，才会轻轻发咳嗽一声，走进妻子的卧室。多少年来，符爱起几乎烟酒不沾，也极少打牌玩乐，把全部心思放在教学上，细心的学生发现，符老师的手表总是比别人的快十分钟。他常对妻子邓许金说：教师这份职业是清贫的，我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我就选择了清贫和奉献，我从小贫寒，无法潇酒，也耐得住寂寞。
刚调到乐安二中那年，由于当时校领导对他不太了解，让他在仪器室呆了一年，第二年，一个物理老师生病了，他顶了上去，从此他名声大震，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多年荣获校、县优秀教师，2004年下半年，学校又请他出山，带一个高一班并教三个高一班的物理，带领学生向高考冲刺。妻子见他没日没夜地忙，爱惜他的身体，死活不同意，他就采取了“缓兵之计”，对妻子说，好好好，我向领导要求一下，看能不能换一换，过了一个星期，趁妻子情绪好的时候，他悄悄地拿出印好的课程表，向妻子套近乎说：“你看这学期好多老师都外出打工去了，物理老师特别缺，校领导这么信任我，我总不能当甩手掌拒吧，我向你保证，就带这一届，就带一届……”。
这一届高中班一带又是二年半。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符爱起倒在了他心爱的讲台上。在医院整理他的遗物时，家属发现他的钱包里只有4块一毛钱……与其说清贫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奉献。符爱起是清贫的，但他又是富有的，看看葬礼上乐安县有史以来最多的人群，听听师生们发自肺腑的倾诉，你或许会产生某种幻觉，发现符老师其实还活着，活在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的心理。他曾经对妻子说：“这辈子我从未办过生日，50岁的时候我要好好地庆贺一下，我要在院子里多栽些果树，到时摘果子给孙子吃，我要对晚辈们说，你们要互相帮助，要有爱心，有对社会有所贡献……”话犹在，人已去，45年短暂的人生，就这样在人们的扼腕叹息中嘎然而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符老师，天堂里有烛光吗，如果有，那一定非常璀璨，因为那是爱的烛光……
